口述：孙淑华 整理：朱万起
不堪回首的童年
我的童年是含着眼泪过来的。我于1935年5月29日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巨丰乡巨丰村，我们一家六口人，我、爸爸、妈妈、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爸爸在北京开粮店，不经常回家，我们兄妹四个就和妈妈在村里生活。那时我们家是非常富裕的，有50多亩地和三座房子，妈妈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亲戚和邻居，所以我家在村里的口碑很好。但好景不长，就在我三岁的时候，妈妈因病去世了，从那开始苦难就像魔鬼一样缠绕在我身上。爸爸后来又给我们娶了一个后妈，自从后妈进门，我就掉进了痛苦的深渊。不知道爸爸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他先后把两个哥哥和姐姐接到了北京，家里就剩下最小的我和后妈两个人过日子。
记得有一次，后妈要回娘家，她趁我外出玩的工夫把屋门和大门都上了锁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锁在大门外。中午回家，我就坐在大门前等，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一直等到快下午两点的时候还不见她的身影，怎么回事呢？直到婶子到地里干活，路过我家，看到我在门前打盹，就问：“华儿，困了吗，吃饭了吗？”我无力地摇摇头。婶子二话没说就把我领到她家，给我做了一碗面条，还加了一个鸡蛋，我望着眼前的面条，放声大哭了起来......
七岁时，我兴高采烈地跟爸爸走进学校，爸爸先和老师谈了一会儿，后来我就坐在了宽敞的教室里。这个地方可是我早就想来的，今天终于如愿了，我就像一只快活的小鸟，这望望那瞧瞧，心里可高兴了。刚上了半个月，爸爸就要返回北京。第二天，后妈就把我从学校拽了回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死丫头，上学有什么用？浪费钱，走，回家！”后来她只要一听说爸爸要回来，就把我送到学校，爸爸一走，又把我拉回家。就这样从学校到家，从家到学校，反反复复，一直到我17岁，才小学毕业。
土地改革时期，由于我家主动把土地和房子交给了政府，到划定家庭成分时，我家被定为中农。
还有一件让我终生遗憾的事，就是我的那位大哥。大哥在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，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就在我们热切地盼望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却收到了他的死亡证明。那时，我感到我们家的天就要塌了。那个从小就给我扎小辫的大哥，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现在连他的遗体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，能不说这是一件憾事吗？从那以后，我家就罩上了一层“光环”——烈属。
17岁那年，院中的一个侄媳妇神秘地对我说：“小姑，想去参军吗？”
“参军？去！”我坚定地说。
“可是，是去新疆啊！”她语气一转。
“去新疆，我也去！”我的语气更加坚定。
当远在北京的父亲和姐姐知道我要去新疆参军时，马上加以制止，坚决不同意让我去。姐姐说：“傻瓜，你去了就回不来了，你还要这个家吗？你想我们时怎么办？一个女孩参什么军？不准去！”
爸爸和姐姐最终也没能阻止住我，我还是身穿崭新的军装，戴着大红花，加入到新兵的行列。看到战友和亲人拥抱、洒泪分别时，我就更加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，心里难受死了。心想：如果当时那个后妈也来送送我，我也会感动万分的，也会原谅她的，可惜她没来。
难当的班长
一参军，我就被任命为班长，到退休时我还是班长，因此好多战友都戏称我为“老班长”。我想：当了一辈子班长，也是我的荣耀、我的骄傲。
1952年6月6日，我们从县城出发，到西安休整了一个月。后来又坐着带大篷子的汽车向迪化（今乌鲁木齐市）开去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因为当时土匪多，汽车的车头和车尾都配有机枪。轮胎稍加改造就成为装水的容器，当时我们喝的水都是轮胎里的水，我们不到渴得非常严重的时候，是不会喝的，因为水中的那股胶皮味太难闻了。这期间我们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，终于到了迪化南梁的材料行，在此又休息了一周，最终到达102后勤部。部长邓云彪给我们致欢迎词，我们就在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安了家，当时我们住的是冬冷夏热的帐篷。
冬天，新疆晚上的气温能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，如果我们口渴了，就只能吃块冰，在帐篷里你总能听到这边“咯吱”一声，那边“咯吱”一声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枕头周围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，差不多有半公分厚吧！尽管大家穿得很厚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可是我们的手、脸都被冻得稀烂。有时看到自己班的战友，你一下子也认不出来，她的脸上全是一层霜，唯一露出来的就是两只眼睛。如果你吐口痰，痰落在地上立刻就成了一块冰。我们拿着重重的镐头，往地上一刨，也只是一个个小白点，手臂震得发麻、酸痛。即使这样，我们整个冬天也没有休息，我们一直工作在修水库的岗位上。这可不是夸张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。这一幕一幕让人终生难忘。
1953年，我被调到五家渠青格达湖边种棉花，住的还是帐篷，火辣辣的太阳热得好像要把人晒死，我们的帐篷就完全裸露在太阳底下，热得像蒸笼一般，呼吸着热浪一样的空气，全身上下都往外冒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像机器一样忙碌着、工作着、生活着。
我们班有10位战士，我是班长，还有一位副班长。晚上住宿时，我俩分别住在帐篷的两头，中间是战士。大家都知道：新疆昼夜温差大，一到晚上刮大风，帐篷的两边温度最低；再加上当时狼多，大家一听到狼的嗥叫就哆嗦，况且我平时胆子就小，又住在帐篷的最外边，生怕自己睡熟后被狼叼走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整。
喜结连理
把“郎才女貌”一词用在我和周荣身上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可能是我的长相还说得过去吧！有人把我称作“连花”。刚到新疆，有个领导对我说：“小鬼！几岁了？”我当时不知道“小鬼”是什么意思，就说：“你才是鬼呢！”结果那位领导哈哈大笑。他又说：“小鬼，我给你找个对象行吗？”我脸一红，大声说：“不找，不找，就是不找！”他无趣地走了。当时我发狠，坚决不找像我爹那么大岁数的男人。
我隐隐约约地感到，当时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好像对我有意思，他俩也经常地关心我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有时也总爱找个借口带着我到各排、各班检查工作，可能是因为他俩当时军龄小，还不到结婚规定的年限吧，他们也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嫁给周荣。
周荣的出现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在当时他可是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，他是甘肃省财经大学毕业的，这样的大学生又是学财经的，在那时那地是很少见的。可能是我的长相引起了他的注意吧！他主动接近我、靠近我，经常问长问短，还主动帮我干这干那。随着不断地交往，我知道他比我大10岁，那时女人一般找的都是比自己大20多岁的，能找一个仅比自己大10岁的男人多不容易啊！从此他就成了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1954年我俩结婚，开始了我们甜蜜的幸福生活。因为他有知识、有能力，1958年他被调到农六师任商店主任，我们就开始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因为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两人团聚时就只能住在办公室。他回来一般是只住一晚，第二天就走人，因此家里大大小小的事，他是一点也顾不上。那时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顺口溜：“粗粮吃细粮卖，刮风下雨当礼拜，兵团的大姑娘不对外。”
因为周荣在参加革命之前，不慎成了国民党的“三青”团员，于是这就成了他一生唯一的一个污点，他的这个污点也深深地影响到我。我家是军属，同时还是烈属，我曾几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，也都因为他这个污点成了泡影，政审时因为历史不清，总是通不过。到现在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我一生的一件憾事。憾事也就罢了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还受到严重的牵连，那时老周被打成“黑五类”，是“牛鬼蛇神”，被管制起来，我们全家也都被下放。那段时间我放过羊、种过地、做过粉条、做过醋、压挂面、站商店、修水渠、烧砖块......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，做活没有什么，最难受的总是看到别人的白眼，在公共场合我们不敢大声说话，走路也是顺着墙根走，整天跟做贼似的。
后来，老周终于平反，过上了自由的生活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白眼了。1998年老周去世，那一年他75岁。
谁说女子不如男
打土块那段时间，连里规定：男兵每人每天要完成600块，女兵要完成300块。第一天大家忙碌了一整天，可大都没有完成任务。晚上连长召开紧急会议说：“我们连只有几个男兵完成了任务，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没想到有的女兵竟然这样无用，连一半都没有完成，照这个速度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？”回到班里，我和几个骨干分子商量，大家交换意见后，我们也立即开会，我说：“刚才连长表扬了几个男兵，说他们一天能完成600块的定额，而我们有的女兵连150块的任务都完不成，我感到很丢脸，你们说，我们能不能超过他们？”大家异口同声：“能！”接下来我就分配任务。睡觉前，我们和了好多好多泥巴；第二天早上3点我们就准时起床；我们班还采用流水作业的形式，大家干得大汗淋漓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到下午3点，连长派人到我班统计数量：我们班每人平均1200块。统计员目瞪口呆：“天啊，这可能吗！”人均1200块，这是我们那一段时间打砖块的最高纪录。我们忘记了劳累，笑啊！唱啊！跳啊！疯了一般！
后来连长到我班来总结经验，得出三点：一是我有知识（小学毕业）；二是我爱动脑筋；三是我们的动员工作做得好。因为有知识，就能很好地领会领导的意图，就能很快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，还能和大家进行思想沟通，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。你看有知识是多么重要啊！
有一年春节刚过，我们班干完活回家吃饭，突然看到前面水汪汪的一大片，原来是水渠里的冰聚在了一起，水不能向前流动，就从干渠里溢了出来。一看这阵势，几个女兵都吓得往后躲，我二话没说，就跳进干渠，把冰一块块地从渠中捞了出来。出来后我冻得瑟瑟发抖，在姐妹们的簇拥下回到了帐篷。事后每当我走在路上，后面总觉得有人对我竖起大拇指。
我常在晚饭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筛沙子、打土块，为此常常引起大家的不满，有人说：“人家别的班都不干，就我们班干，显什么能？”于是，我就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：“业余时间，我们玩也是玩，给国家做点贡献不更好吗？再说干活也累不死人。”在我的劝说下，我们班比其他班都能多筛些沙子，多打些土块，因此，我们班也常常得到领导的表扬。
心怀善念天地宽
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个叫吴光的战友，她的男人在外地工作，她自己在家带三个孩子，还要上班工作，非常不容易。三个小孩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，都是脏兮兮的，别人见了都躲着走，生怕一说话、一个动作就会染上传染病似的。我反而主动到吴光家帮助她料理家务，帮她做饭、洗衣服、看孩子，她的孩子见了我也很亲切，都高兴地叫我“姥姥”。我把家里孩子不穿的衣服、还有一些日常用品都给了她。别人一看到我到她家去，就大声喊：“吴光，你婆婆来了！”从那时开始，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。直到现在她还一直叫我“婆婆”，逢年过节她都来看我。
去年冬天，我们小区来了一个流浪汉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长长的头发盖住了他的脸，晚上就睡在我家的阳台下面。第二天早上，好多人围着他看。看到他浑身发抖的样子，我难受极了，我喝退了众人，到家给他拿了一个热馍，晚上又给他做了一碗面条。第二天我给他20元钱说：“孩子去买点吃的吧！”在我的感动下，我的女婿给他买来了烧鸭、烧鸡、大棉袄、大棉帽和大棉鞋。后来我想，那个流浪汉今年不再冷了吧，过得还好吧！
每当数九隆冬，到处一片冰天雪地，看到那些小麻雀无处找食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我们刚到戈壁滩时的那段艰苦岁月，就主动去买一些粮食，每天下午定时撒给那些小鸟吃，看到它们蹦蹦跳跳地吃着、叫着，我心里稍微得到一些安慰。
我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做好事、善事，能保你一生平安！”
荣归故里
2002年，我们这些当年的女兵再次感受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温暖，我很荣幸成为十二师的代表（每个师只能选派一人）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山东。当时那场面非常壮观，我们坐的都是小汽车，前面有警车开道，两边有警车护航。我们在山东待了一周，山东的领导还陪同我们登上了泰山，游览了曲阜，还去老家看了看。可惜那里已没有一点家的痕迹了，已成为烟台市的开发区，正在建一个大型的飞机场。
